沈醉：军统内幕（7）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中）

发布日期：2025-11-23 14:41    点击次数：53

由军统控制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设有四个科。

第一科主管总务，下设事务、人事、文书三股。科长先后由季先训、王秋舫等担任，副科长为非军统分子王树声。

第二科是业务科，主管情报、行动、侦防、航检等工作，是重点单位。这个科先后由王希圣、宋廷均等任过科长；王一心、张尚钰、揭梦鱼任过副科长。

第三科是电讯监察科，先后由肖茂如、查绥之任科长。

这个科是由军统电讯处直接领导，全科的工作人员如黄勤、毛洪明、蓝天佑、杨宣武、赵中令等40多人，全都是电讯处人事考核股所调派，与其他单位的人事由军统人事处调派又不同。

电讯监察科的工作是分内勤、外勤两部门：

内勤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管理全卫戍区无线电通信器材的运销，任何单位要购买这类器材都得先来申请，经过审查认为准许购买，才能持准购证向商店去购用；商店不论从何处购进这类货物都得先通过这个单位，否则便被扣上“资敌”的罪名坐牢。

内勤还有另一项工作，是主管侦测。稽查处三楼便设有几部小型侦测电台，专门用来侦听重庆所有公私电台的通报情况。

当时，一切设在重庆的无线电台，都得先将电台类型、呼号、波长以及经常与哪些地方电台通报等逐项登记。不仅如此，这个科还整天侦听这些电台通报时，是否和登记的情况相符，稍有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得进行空中监听。

不过，他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抄收中共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

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工作，而且，表面上总是说防止日伪在重庆设立电台，但是，在六七年间，却从没有破获或侦测出一个日伪电台来。

因为当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日伪联系的电台，是不在这些人监督之内的，而是由军统局电讯总台担任这一工作，那又从什么地方来破获呢？不得而知！

这个科的外勤工作是专门去检查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

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

市民所拥有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断或给予封闭。

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

当时，军统虽设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突然闯入，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走。

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候，便找上门来找麻烦，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而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

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

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

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在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第一个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30余人。

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混入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他们在外面办公。

它的任务，是专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

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而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等则交稽查处监视。

不过，这个组全部只有30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亲友帮同进行。

据我所知，他们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这个人当时是那个地区的甲长还是保长，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

有时，他们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特别注意，特务们最苦恼的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会什么人。

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人的秘书，送出来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才要仔细盯住。因为，这可以说明他们是内部的人。

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也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不重要，又弄不清，而且，一些人大都不知道姓名，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写汇报，所以，内容是很空洞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稽查处在这一地区采用双层配备的办法，除了党政组外，小龙坎稽查所特别在化龙桥设有一个稽查哨，专有几个人住在附近担任这一工作。

这个稽查哨的哨长段楚田曾在《新华日报》里面找到一个工人，当时，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结果不久这个人被停止了工作，以后，就再没有找到里面的关系了。

他们对郭沫若、田汉、曹禺等的监视，便常利用通远门外一家小牛肉馆。我还特地到这家牛肉馆去看过一次。

史良当时住在枣子岚垭犹庄，这里面住了几个军统大特务，由他们的男女佣人，借着和史家佣人们接近的机会，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党政侦察组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交结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之流。

在当时的一些民主党派中，也只能找到像青年党、民社党中一般中下层分子，对他们的要求不严，因为，军统搞上层活动并不靠他们。

除了戴笠自己直接掌握有一批人外，军统还运用了一些设计委员之类的人来进行工作。在渝特区，也有几十个直属通讯员搞民主党派工作，我在下面再另行写述。

在重庆，军统只希望党政组能做好监视和复查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是戴笠或军统以及渝特区方面从一些上一层的民主人士或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而这些人，又不能很具体地把问题弄清。

有些似是而非的含糊问题，军统当面不便去追问这些人，怕引起反感，只得叫稽查处党政组的特务去进行一次复查，以便查明这些情报的真实程度，所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几件甚至几十件这样复查的东西要查明答复。

有的还限定时间，这大多是准备报告蒋介石，或是侍从室第六组批下来的东西，凡接到这类限日查复的急件，有些重要的还得加派督察室的督察去督导进行。

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之前，有几个国民党的参政员和共产党的参政员经常往来接触，而这几个人事前事后，又没有向蒋介石报告。

蒋便立刻要军统查明，军统限稽查处两日内查复，两天期限未到，又连续催复，稽查处便连副督察长也派了出去，一连闹了三四天，才把这一问题弄清楚。

原来，写报告的人把有几个蒋介石指定和中共代表往来的人的姓名弄错，张冠李戴，连蒋介石也着了慌。

党政组的工作当时虽有一定范围，但是，每个特务对反共反苏却见缝即钻，总是会受到上级鼓励和嘉奖的。

图片

1945年，重庆洪崖洞附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稽查处直属的第二个组，是专搞外国人情报的外事侦察组，而党政组的萧志坚在任副组长期间，有一个同乡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办事处工作，他不肯把这一关系交与外事组，军统便同意由他保留，每月增加他一点特别费，让他从这个同乡那里，去取得一点有关苏联在重庆人员的情报。

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名义上虽是稽查处的一个单位，也在处内后进楼房内办公，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对人事经费都不能过问，工作更不用说了。

这个组先后由孔杰、吴润荪任组长，戴笠还加派重庆市警察局外事科科长刘辉兼任副组长，以便统一重庆的外事工作。这个组还有化名，先后用过毕公仇、毕孔殷，对外称毕公馆。并且，它还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稽查处前门进出。

外事侦察组的工作重点是监视苏联大使馆与塔斯社及苏联商务代表团等在重庆的活动，以及与这些单位有往来的中国人，平时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活动。

军统所运用的一些做外事工作的高级直属通讯员，如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等也是交由这个组联系，以便相互配合。

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军统特务如护照科长曾广勋，以及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的许多人，都与这个组有密切联系。

外交部的许念曾去开罗当公使时，还特地请调这个组的组员顾宜华去当他的秘书，以便保持和军统的密切联络。

稽查处的第三个组是社会侦察组，组长戚玉麟，几年间，一直没有变动过。

当时，稽查处处长最能控制指挥的，只有这个组，它和军统局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专负责社会治安方面工作，以办盗匪偷窃案为主，而实际上，却是专门为稽查处搞搜捕工作。

稽查处若要逮捕政治犯、刑事犯，都是由这个组担任，审讯政治犯时的用刑，也调这个组的组员协助，它与前两个组工作性质不同，整天得有人在家轮值，随时准备出动。

社会侦察组有五六十个人，大都是流氓帮会袍哥出身，极少数是军统特训班毕业学生，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

这批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人员，对从武汉跑到重庆的小偷扒手等颇为熟悉。

当时，重庆警察局侦缉队虽也是军统所掌握，但彼此在工作上为了抢生意，时常发生摩擦。特别是武汉来的那帮盗匪扒手，在重庆作了案，警察局侦缉队没有办法破案，即令是找到了线索，稽查处每每暗中包庇。

相反的，警察局侦缉队掌握的一批当地的盗匪，稽查处要逮捕时，也往往遭到侦缉队员们的阻挠，双方为此常常闹到军统局去。

稽查处对人民危害最多最大。我曾多次听到一些人说：“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

我在当督察长时，经常处理这个组的稽查员在外乱搞的案子。我曾向戴笠报告有关情况，但是，戴笠认为这些人熟悉情况，对军统在重庆搜捕人犯很出过一些力。所以，戴笠说，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个别人出事办个别人就行了。

这些人作恶的程度，真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我只举出其中一个叫车重光的中尉稽查员为例，便可看出一般来。

这个人在查旅馆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饭钱很多。他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污，后来又逼其为娼，而平分其夜度资。

后来，她遇一东北客人，向其倾诉，那客人向稽查处检举。我曾亲往了解，确属实情，但是，稽查处处长不同意惩治车重光，还为车说情。因为车很会找女人，常常替许多大特务拉皮条。

后来，这个车重光又与冉家巷一个小饼干厂老板娘姘上，居然用药毒死这个女人的丈夫，将饼干厂据为己有。

当时，在重庆检查旅馆客栈的单位，除稽查处外，还有警察局、侦缉队和宪兵。他们轮流着在旅馆客店中穿梭一样此去彼来，弄得旅客半夜都不得安静。

直到抗战末期，才组成了统一检查组，由各方派员会同进行，流弊才少了一些。

在重庆，军警宪等单位争着搞检查旅客的勾当，是因为可以趁机敲诈勒索。有的人，暗中带上鸦片烟或手枪子弹一类的东西，借口抄查而悄悄地放进旅客行李中来栽赃，进行勒索，不称意便把人带走。

当时，这些特务机关抓人根本不用什么手续，想要抓哪个就可把哪个抓走。旅馆客栈遇到这类事情，有时或多或少要担一点风险，所以也有一套防范办法。

那时，宪兵去检查时都穿制服，每当他们在旅馆门口出现时，茶房便故意大叫“王四心先生在不在家？”或“王先生有客人找！”这类呼喊就是暗号，以便让那些正在吸鸦片、玩妓女或赌钱的客人好准备一下。

宪字的繁体写法是宝盖下有王、四、心三个字，他们便拆开来叫。至于那些便衣特务去了的时候，只有等检查开始后，才设法临时去通知其他旅客。而有些旅馆中的工作人员却不管这些，和特务勾通一气，助纣为虐，彼此分肥。

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检查旅馆的特务，当时竟有权开枪打死旅客，有一次，竟闹出了打到“自己人”头上的笑话。

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也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他的神经弄得太紧张，到重庆后，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

而检查旅馆的特务看到这种情况后，就起了疑心，便趴在窗子上去看，他便立刻开枪，特务们也马上还击，一顿乱枪将他打死后，这才发觉，原来是错打了“自己人”。

社会侦察组的特务本来不管政治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在外乱来，往往什么都干预。

有一次，国泰电影院上演应云卫导演的一个话剧，少给了他们几张戏票，他们便去找麻烦。

国泰经理夏云瑚把政府发给的许可证拿出给他们验看，还是不行因为，他们假称接到密报，说演员的台词与审查时不同，有意讽刺政府，因而不许上演。当时，观众已满座，还是不准把帷幕拉开，急得应云卫没有办法，亲自向他们说情也不行。

那次，恰巧我去看戏，看到时间过了20多分钟还不开演，便出来打听是什么原因，只见应云卫满头大汗正在同这个组的组员张××、严××、王××等说话。

我一问，就知道他们是在有意为难，因为，这些事根本不归他们管。这几个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还记得清什么台词。

于是，我便说，我是特意去听听看有没有问题，要他们先回去，这样子，总算把幕布拉了开来，这台戏才终于开场。

在军统控制的稽查处，还有一个特务队，由季缕当队长，有30多个队员。

这批人，本来只是担任警卫和看守人犯，都是士兵待遇。但是，他们每人都有一套便衣，下班以后，便在市内胡作非为，有时，也跟在一些稽查员后面去充打手，其作恶也不下于稽查员。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

上一篇：两个久战不泄特效秘方

下一篇：国考结束, 考生们纷纷寻找“难友”共度备考时光。